梁文道:那天下班,他才发现自己的家没了
2020-10-15 08: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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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看理想  原创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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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非常悲观的估计。但即使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们还是必须问,如果凭借智识确能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阐述这个出路吗?

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处境的自觉。

——赖特·米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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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梁文道

摘编自《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序

我有一个同事,30来岁,低调、诚恳,喜欢电影,爱好拍摄,时常注意到街头巷角一些不为人在意的景象,例如一个推着独轮车运着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工人,以及墙头几根刚刚结出花蕾的野草。

由于他实在是太低调了,又或者是因为我太少在公司出没,所以我跟他一直没有太多的交流。于是那件事发生之后,我也是隔了两天才从其他同事那里知晓。

是的,2018年的冬天,我们都晓得,城市在排查“违法建设与经营”,尽管主流媒体报道不多,但还是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讯息和图片。

快要过春节了,有人在时限前抢出大包小包的衣物,运筹着怎么样回老家。也有些人是晚上下了班回家,才发现早上出门时还有不少小店和小摊的街道,已经崩解成一片工地。还有人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夜里在马路徘徊……

可是新闻太多,又有那么多事情抢夺我们的关注;再加上这些事情好像都离我们挺远,大家的工作又这么忙碌,于是关心,也就只能是今天互联网时代最常见的那种15分钟不到的关心,140个字之内的表态。

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个同事竟然也是那条消息的角色之一。

01.

很不巧,他成了那个“少数”

其他同事告诉我,那天下班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家没了,唯有勉强在瓦砾中找回几袋东西。夜深,他只好临时找到可以帮忙的朋友,寄住几天,于是一下子,手机上看到的消息,忽然就离自己近了很多。

很奇怪,无论怎么看,这个白领同事并不像我们平常所见的那种“底层群体”。

在请公司注意一下情况,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之后,首先我想到,是不是我们公司的薪水太低,竟然要一个同事住在那种随时会被拆掉的地方?然后我又反过来想,也许这只是因为他要省钱,住在那样的地方,条件不怎么样,开销肯定少。

都城大不易,不知有多少外地过来的青年,得咬着牙栖身。

那一类街区,说近是不近,但又绝对不会太远(否则住在里面的人,该如何伺候这座城市最低端的需求?),价格相宜,或者还真有许多像他这般类似境遇的人呢。

假如一个人同理心并不发达,说不定会认为这是他自己计算错误,做了不对的决定,当初要不是为了省钱,就不必遇到这种麻烦。再涼薄一些,甚至可能推论下去,觉得他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搬到这座城市,贪慕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前景;现在这里发展了,难免要牺牲“少数”。

很不巧,只是正好轮到他成了“少数”。

其实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明严飞新著《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

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离我这么近的范围,我当然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个案,是一个人不幸的故事。

从他自己来讲,未来某日,回头省思,说不定也会把它当做个人生命史中的一件奇特遭遇,检视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原因,以及留下来的影响,并且把它化为值得说给晚辈听的故事。

但身为旁观者的我们,如果扩大视野,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格局以及结构中,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对这件事情产生更丰满的理解呢?

又假如他本人,也采取了更宏观的角度,将他的遭遇联系到其他人身上(比如说他当时的邻居),那又会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呢?

02.
很少人意识到,自己的境遇并不只属于自己

“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但在一个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

这句话出自上世纪中叶,美国“新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米尔斯在美国知识界特别保守的那个年代,可是出了名的叛逆分子,曾经跑到美国新崛起的敌人古巴那里,与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畅谈拉丁美洲身处美国后院的困境,让冷战年代一些美国人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然而一回头,他又去了苏联,在官方宴会上面举杯祝酒,祈愿将来有一天,看到被暗杀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著作,能在苏联的土地上重新出版。

他脾气急躁,行文咄咄逼人,总是满怀热情地想要读者掌握一种非常要紧的特质。这种特质,他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他说:“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

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

因此,“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

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请注意,他并不只是在对社会学家,或者研读社会学的学生说话;他还期盼包含你我在内的大众,也都能够拥有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就是一种可以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在个人遭遇与更广大的历史场景以及社会机制之间,架构出某种连接的能力。为什么这种特质和能力如此重要?

米尔斯解释道:“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

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

在这一团混沌中,人们可以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由此便可将个体的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困扰;而公众也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论题。

这种想象力的第一项成果,即体现它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益,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

《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小书已经出版超过60年了,但直到今天,都还是很多社会科学课程必备的入门。在专业论文和论著之外,非常喜欢写作小册子去和普通人沟通的米尔斯,确实希望这本书能有更多的读者。

我第一次读到它,是30多年前的事了,坦白讲,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读懂(我始终怀疑这其实是毕业生该看的书,用来提醒自己所学何为,而不是交给新生的教材)。可是,我始终记得米尔斯那热切的呼吁,尖锐的批判。

他要我们想象自身的处境,其实并不都只属于自己,更是我们看不到的巨大力量所塑造的结果。

我们必须理解那股力量;并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参与行动,改变那些要比我们个体庞大得多的东西。

03.

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的“说故事的人”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用一句话去打发这本书,一句老话:“这都是社会的错。”例如我那位同事的不幸,我们都可以简单总结:“好吧,这是社会的错。”

可这种话说了,岂不等于没说?重点在于我们凭什么指认这是社会的问题?什么叫做“社会”?又该如何解释一个人的具体处境,与社会结构和历史力量之间的关系?

所以光是有这样的想象力,还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掌握一套甚至好几套不同的工具跟方法。

我们在市面上也都能见到林林总总的社会学入门书,往往都是罗列一些最根本的概念和方法,介绍社会学底下的不同领域,说明那些最经典的问题;还有,用最浅白的语言去解释几个社会学大家的核心理论。

然而这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们假想的听众都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学生,而是米尔斯所期待的“大众”。就算听懂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论”,甚至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对于“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的界分,这对我们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真正想要的,是让大家习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种社会学家的思考方法,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省视自身际遇的视野。

今天想向你推荐的这本《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正是脱胎自严飞为“看理想”所做的那档节目。

他让我们听懂了社会学奠基者们的一些核心观念。但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示范了这些伟大思想家提供的工具,如何有助于我们培养那种必要的特质,去想象我们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与更宏阔的社会空间的联系。

他让我们看见了广场上跳舞的人群,原来并不是一个亲密的社群。使我们理解为何有那么多城市底层的务工者,要在“快手”上面做一场没有一个观众的直播。

他甚至令我们发现,是什么样的秩序观念,令我那位同事在下班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家已经不在的事实。

在严飞看来,社会学家都是说故事的人。他们既遵循一种理性的思维原则,又同时需要切入场景之中,用经验质感去感受那深入肌理的切肤之痛。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I have tried to be objective, but I do not claim to be detached.)

书里有一章节叫做《底层的人生,距离我们有多远?》,借用《北京折叠》里的物理空间概念,解释了现代都市里的阶层划分。虽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不同空间的人却有着严格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划分和隔阂,仿佛生活在不同的物理空间。

在书末结语处,他再次通过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在这个逐步“断裂”的社会之中,一部分人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而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又缺乏有机结合。

城市化进程中,强制手段破坏了原本的社会生态结构,变向地让许多弱势和边缘群体被迫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成本和社会问题。

而与此同时,除了带我们看到不甚公平的社会分配以及阶层固化问题之外,严飞也没有忽略这些社会群体虽然艰辛但依然乐观豁达的努力。

这正是我所谓足以穿透个别现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于是这本书,我可以大胆地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想象力》面市60年之后,一位中国知识分子采用当代中国素材所完成的回响。


除了建立在社会学想象力的基础之上,希望这一次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学,是有趣而包容的,促进我们共同的讨论视野和公共的表达;更希望,是思辨批判的,引导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是否会更好的求真求善求实。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思想之业是危险的。”

马克斯·韦伯则说 : “今天,国民大众蒙受的巨大苦难沉重地压迫着我们这一代的社会良心,但我们必须恳切表明:我们感到更加沉重的是我们在历史面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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